約翰·斯圖亞特·穆勒，也譯作約翰·斯圖亞特·密爾,19世紀英國著名經(jīng)濟學家和哲學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1773～1836)的長子。

19世紀中葉英國資 本主義社會正處于比較繁榮發(fā)展的時期。第一次產業(yè)革命的完成極大地推動了英國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英帝國作為當時頭號工業(yè)強國和殖民大國 的地位。英國國內的階級矛盾和斗爭自然是在激化,憲章運動標志著英國工人階級已經(jīng)作為一種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臺,空想社會主義和李嘉圖社會主義的出 現(xiàn)和一定程度的傳播,對資本主義制度也是一種沖擊。但總的來說,以英國為首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尚處于以自由競爭為特點的歷史發(fā)展的黃金時期,各種反對派均 不可能從根本上動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統(tǒng)治地位。這種社會歷史條件為一種折衷與調和的經(jīng)濟學體系提供了溫床，使其成為必要和可能。約翰·穆勒的以折衷調和為特征的經(jīng)濟學應運而生。

約翰·穆勒是李嘉圖學說體系的追隨者,而他接受李嘉圖學說竟然始自年少之時,這完全得自他的父親詹姆斯·穆勒的教誨。這位父親本人就是李嘉圖的密友和經(jīng)濟學上的學生,并對李嘉圖學說的傳播和最終的解體起過很大作用。他對兒子約翰·穆勒的教育尤其嚴格,兒子的聰明好學也著實令父親對他深為器重。在父親的教育下,小穆勒3歲開始學希臘文,8歲開始學拉丁文,并開始接觸幾何與代數(shù),9歲開始閱讀古希臘文學與歷史作品,10歲讀完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和德摩斯提尼的原著,12歲開始學習邏輯,熟讀亞里斯多德的邏輯學著作；尤其有重要意義的是,13歲時,在父親的指導下,他開始閱讀李嘉圖的《政治經(jīng)濟學及賦稅原理》，接著又閱讀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自學過程中,經(jīng)常同父親在散步時就政治經(jīng)濟學的各種問題進行交談,他將這些學習和談話的內容寫成筆記,據(jù)他說,他父親的《政治經(jīng)濟學原 理》(1825年)即是以他的筆記和其他資料整理而成的。父親的教育成為小穆勒接受當時最先進的經(jīng)濟學的最初的來源。

他還有幸受到李嘉圖的直接教誨,這當然也是由于其父親和李嘉圖有著不尋常的交往,在李嘉圖時常來家作客、談論經(jīng)濟學和哲學問題時,小穆勒不免也要插上幾 句,父輩的這種親密關系和理論觀點無疑對他產生了重要影響。穆勒14-15歲（1820年5月一1821年7月）時曾同英國大哲學家邊沁之弟同游法國,其 間除學習法文外,還聽了有關化學、植物學和高等數(shù)學等方面的課程；他還有機會在薩伊家中住過一段時間。法國日益高漲的民主自由氣氛,薩伊的自由主義經(jīng)濟 學,對年輕穆勒的經(jīng)濟思想的形成無疑都會有一定影響。

邊沁的功利主義對穆勒的思想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方面。邊沁同穆勒之父是知交,穆勒從小就常常拜訪邊沁,逐漸接受了邊沁的功利主義學說,這對穆勒 的經(jīng)濟思想的形成和發(fā)展有深遠影響。穆勒從法國返回后,其父曾打算讓他學習法律,以便日后從事律師工作,一方面指導他學習羅馬法,一方面讓他閱讀介紹邊沁 學說的書籍。這使他的思想產生了很大變化,據(jù)穆勒自己說,邊沁的功利主義立法原理將此前的道德立法理論完全推翻了。在穆勒看來,邊沁功利主義關于“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利益”的原理尤其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它既表明了人類道德行為的動力不是個人的自私利益,而是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幸福；也表明道德倫理的是非標準應 是效果,而不是動機,這效果就是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利益。功利主義的這些原理成為穆勒觀察問題的根本觀念和哲學思想。1823年穆勒發(fā)起組織了一個研討邊沁功利主義的學會。1823年5月,穆勒經(jīng)父親介紹到東印度公司通訊檢查署當秘書,他在此公司一直任職到1858年該公司解散,前后長達35年之久,官至檢 察官(1856年)。在東印度公司任職期間,穆勒一邊工作一邊學習,而且很早就在著作與學術活動中嶄露頭角。

1825年,時年19歲的穆勒開始發(fā)表討論商業(yè)政策與貨幣政策的論文。同年,他與邊沁合編《司法證據(jù)的理論基礎》,又發(fā)起組織了“思辨學會”,這是一個業(yè) 余的讀書會和哲學研究會,經(jīng)濟學和人口論等成為這些學會討論的中心話題。穆勒說,李嘉圖經(jīng)濟學、馬爾薩斯人口論和邊沁的功利主義是他們這些志同道合者的旗幟和統(tǒng)一的基礎。1836年穆勒任激進派刊物《倫敦和威斯敏斯特評論報》主編。

穆勒的政治信仰在他中年以后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在空想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影響下,他逐漸接受了社會改良主義思想。穆勒早年游歷法國時曾有幸見到過圣西門, 后來通過閱讀圣西門的著作對他有了進一步了解。進入1840年他深入研究了圣西門學派的思想和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他們的下述觀點:人類社會的發(fā)展階 段和組織都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私有制和自由競爭是造成當時社會種種弊端的根源；他甚至認為對社會加以改革是必要的。但他明確指出,他只是一個民主主義 者,而不是社會主義者。他主張通過普及教育、啟發(fā)民眾覺悟來改革時弊。他不認為圣西門主義的學說和立場應當加以肯定,也不希望把他們提出的改革方案立即加 以實施,只是希望把空想社會主義學說灌輸?shù)矫癖娭?使統(tǒng)治階級覺悟到,未受教育的民眾比受過教育的民眾更可怕。在接受民主主義思想方面,他的妻子對他有明顯影響。穆勒與哈里特·哈迪(原為泰勒夫人)相識20年后結婚,穆勒時年45歲。七年后哈迪在法國的阿維尼翁去世,此后(除去任議員期間外)穆勒基本生活在阿維尼翁附近的別墅,直到1873年5月8日逝世。穆勒對哈迪的才智、魄力和精神極為推崇。她是一位民主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與穆勒志同道合,對穆勒 的著述多有建議和貢獻。穆勒說,他在這一時期的所有著作都是他們合作的產物,特別在社會改革思想方面,幾乎完全是她的貢獻。

1844年穆勒發(fā)表了他第一部經(jīng)濟學論文集《經(jīng)濟學上若干未決問題》,該書討論的主要問題包括:國際貿易、消費對生產的影響、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勞動、利潤和工資的關系等。全書的論述完全繼承了李嘉圖、他的父親的學說,只在某些方面對前人的學說有所引申或更明確的表述。1848年初版、后來多次再版的《政治 經(jīng)濟學原理》則是他的最重要的經(jīng)濟學著作。

實際上，綜觀穆勒畢生，他以主要精力獻身于社會科學的理論研究，并且積極地參加了當時英國社會的民主改革運動。對于人類的科學、文化和進步事業(yè)，是有貢獻的，不應該簡單地只說成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家”、“資產階級辯護士”而一筆抹殺他的應有貢獻。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論自由》一書，是十九世紀西方資產階級社會科學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此書對批判封建專制主義思想，宣傳近代歐洲的自由、民主觀念,曾起過積極的作用。

《論自由》寫于一八五九年。這篇論文的中心論題有三個：

• 1.論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

• 2.論個性自由，

• 3.論社會對個人自由的限制。

全書文筆優(yōu)美，邏輯謹嚴。圍繞著這三個論題，穆勒發(fā)揮并發(fā)展了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以來盧梭、密爾頓等進步思想家關于社會民主和要求科學自由、思想自由，在文化上反對迷信愚昧和封建主義的思想。他指出：本書所要討論的不是作為哲學命題的抽象自由和必然的關系問題，而是公民自由亦即社會自由——即一國人民在社會中應該享有什么樣的自由權利的問題。自由的問題，從根本上說，是人民對于國家機器統(tǒng)治權利的限制問題。這個公民自由的問題，“它幾乎從最遠的年代以來就在時代上劃分著人類”，而在人類文明進步的新階段中，“它又在新的情況下顯現(xiàn)出來，要求人們給以一種與前不同而且較為根本的處理?！蹦吕諒臍v史發(fā)展的觀點考察人類自由權利的進步。他指出，現(xiàn)今已經(jīng)接近于這樣一個時代，國家的各種官府必須成為人民的公仆或代表，可以按照人民的意志設立或撤銷。必須使“統(tǒng)治者出于選舉并且僅任短期”，以保證政府權力不致被無限制地濫用。由這種自由權的概念出發(fā)，穆勒提出：公民自由應當包括三個方面：

一、思想和討論的自由，即在科學、道德、政治、文化、宗教信仰等問題上，人民有形成、闡述和堅持自己意見的自由。

二、發(fā)揮個性的自由，即人民在個性上有選擇符合自己趣味和需要的生活方式，形成和發(fā)展自己多樣化的愛好和性格的自由?！斑@種自由，只要我們所做所為并無害于我們的同胞，就不應遭到他們的妨礙，哪怕他們在觀念上認為我們的行為是愚蠢、荒謬或錯誤的?！?

三、公民交往和結合的自由?！斑@就是說，人們有自由為著任何無害于他人的目的而彼此結合交際，只要參加結合的人們是成年，又不是出于被迫或受騙?！蹦吕照J為：任何一個社會，若是上述這些自由得不到法律的保證和尊重，這個社會就不可能稱作民主社會，而只能是一種專制或變相專制的社會，“不論其政府形式怎樣”。在論文中，穆勒圍繞著公民自由的這三個方面，作了深入淺出的分析和討論。

穆勒指出：對于各種思想的自由探索和自由討論，是保證科學和藝術獲得發(fā)展的首要前提。凡有這種自由的時代，必是學術昌明、藝術輝煌的時代。凡壓制這種自由的時代，必是思想和藝術死氣沉沉、愚昧黑暗的時代。真理只能在自由探討中才能被發(fā)現(xiàn)。在某一個時代某一個民族思想界一時居統(tǒng)治地位的觀點，并不能因此而被認為即是真理的觀點。相反，從歷史經(jīng)驗看，“曾有多次真理被謬誤，并且被以謬誤為真理的多數(shù)所壓制。只有確保思想自由才能防止這種壓制?！蹦吕找詺W洲中世紀宗教法庭對無神論和神學異端的多次血腥迫害終歸失敗的教訓為例，他指出，如果被壓制的異端是真理(例如哥白尼的日心說)，那么“真理所享有的優(yōu)越之處乃在于：一個意見只要真正是正確的，盡管可以一次、再次或甚至多次被壓熄下去，但在悠悠歲月的進程中，一定會不斷有人把它重新發(fā)現(xiàn)出來”。

穆勒又指出，即使異端是錯誤的，它也應當?shù)玫奖挥懻摰臋嗬?。因為“錯誤的意見，雖然會被遏止不得散布，卻不會就此消失。由于禁止一切不合于正統(tǒng)結論的探討，敗壞最甚的并不是那些持異端者的心靈，而是那些并非異端者的人。由于害怕辯論，他們的精神發(fā)展被限制了，理性攣了”。因此，“在精神奴役的時代中，也許可以有偉大的個別思想家，但絕不會形成精神堅強、富有智慧活力的人民整體?！?

關于社會應當保證人民具有發(fā)展個性的自由問題，穆勒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指出，只有培養(yǎng)出千百萬有個性的公民，才能形成具有偉大活力的民族。因為人的個性與獨創(chuàng)精神是密切相關的，“獨創(chuàng)性乃是人類生活中一個最有價值的因素。永遠需要有人不斷發(fā)現(xiàn)新的真理，不斷指出過去的真理在什么時候已不再是真理，才能在人類生活開拓出新的精神境界”。壓制創(chuàng)造個性的作法，也就是把某些人自以為正確的觀念和行為準則強加于意見不同的人，從而迫使一切人被壓入一個共同的僵死生活模式，“其結果正象中國婦女裹腳一樣，壓制人性中每一突出部分，把一切在輪廓上顯有異征的人都造成碌碌凡庸之輩”。穆勒指出：在對人類個性自由的壓抑上，“舊風俗習慣的專制乃是一個最大的勢力。”“歷史證明，一切文化進步總是要通過對這種具有持久性的舊習俗的戰(zhàn)勝才取得的”?！澳切┣О倌瓴蛔兊毓淌匾环N舊習俗的民族必定是死沉沉無生氣的，他們在歷史上也曾有過首創(chuàng)性，有過自己的黃金時代，但囿于習慣，恪守成規(guī)卻使他們的民族智慧僵化了，文化停滯不前了”。——在這里，穆勒所批評的顯然是當時的中國。因此穆勒提出了一句名言：“什么時候一個民族將會停滯不前呢？——當人民中的個性陷于消滅的時候”。在談到社會對公民自由限制權的時候，穆勒認為，這種權力只有在一個前提下才是正當?shù)?，即當某一公民行使自己的自由而對他人或社會構成危害的時候。否則的話，社會即不應當干涉每個公民的思想、行為、社會交際。甚至“若說是為了那人自身的好處——不論是物質的好處或者精神的好處，都不是正當干涉的理由。因為人民有權對自己的利益作出自己的判斷和選擇。別人也許可以勸止或勸導他，但卻無權用強力干涉他”。穆勒的這些思想，對于十九世紀后半期英國社會的改良運動，對于進一步掃除封建殘余，在理論上曾經(jīng)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當然，資產階級是不可能徹底實現(xiàn)這些主張的。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沒有接受過正規(guī)的學校教育，在父親的教育下完成全部知識學習和訓練，最終成長為杰出的經(jīng)濟學家、哲學家和政治學家。穆勒的成長過程，反映了一代思想家對知識和精神進步的執(zhí)著追求。一個思想家的成長，也留下了那個風云際會、波瀾壯闊的時代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