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財政因收不抵支而發(fā)生嚴重的混亂和動蕩。具體表現(xiàn)為：國家預算出現(xiàn)巨額赤字，入不敷出；國家債務劇增；停付全部或部分國家債務等。

廣義財政危機還包括貨幣信用制度的混亂和動蕩，通常發(fā)生在資本主義國家的財政危機，是由國民經濟軍事化、實行膨脹性的財政金融政策或其他經濟、政治原因而引起。主要表現(xiàn)是：國家財政收支狀況趨于惡化，入不敷出，財政赤字巨大，國家債務增長，全部或部分國債停止支付和嚴重的通貨膨脹。

資本主義財政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它一般是伴隨著周期性的經濟危機而發(fā)生的。在經濟危機到來時，由于生產銳減,企業(yè)倒閉,引起國家財政收入的下降；而為了擺脫危機，緩和國內階級矛盾，用于刺激經濟和失業(yè)救濟方面的財政支出又在急劇增加。這就使財政收支失去平衡，財政赤字顯著增大，從而爆發(fā)財政危機。此外，戰(zhàn)爭、擴軍備戰(zhàn)以及其他擴大財政支出的措施，也是引起財政危機的重要原因。

在自由資本主義階段，由于國家財政支出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還不大，由戰(zhàn)爭或經濟危機引起的財政危機一般是短期的。渡過危機以后，國家財政收支就會逐漸恢復平衡，財政危機也會暫時消除。到了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進一步激化，經濟危機日益頻繁。隨著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fā)展，財政支出不斷膨脹。這時，資本主義國家財政支出不僅在絕對額上增長很快，而且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也大大提高。盡管資產階級政府不斷增加稅收，仍無法彌補財政收支的巨大差額。無論在戰(zhàn)爭或和平時期，在經濟衰退或經濟增長時期，資本主義各國的財政收支都難于保持平衡，財政赤字已成為經常的普通現(xiàn)象，從而財政危機也具有長期性和尖銳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隨著國民經濟軍事化和軍備競賽的增長以及政府對經濟生活干預的加強，各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財政支出進一步膨脹，財政赤字越來越大。70年代中期以來，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陷入“停滯膨脹”的困境，財政收入相對減少，而政府用于公共工程和“社會救濟”的費用反而增加，使得國家財政收支嚴重失去平衡。在1975～1979年期間，美國財政赤字每年平均高達510.28億美元，約為60年代平均數(shù)的11倍。同一時期，日本年平均財政赤字為60年代的24.5倍，英國為24倍，意大利為21倍，聯(lián)邦德國為10.7 倍，法國為 3.7倍。80年代以來，上述各國的財政赤字又有較大的增長。1980年與1975～1979年期間相比，美國增長了70.3％，意大利增長1.3倍,法國增長94.2％，聯(lián)邦德國增長44.3％，英國增長32.6％。為了彌補連年巨額財政赤字，各國不得不大量發(fā)行國債，從而使還本付息的負擔越來越重。利息支出的增加擴大了財政赤字，財政赤字的擴大反過來又增加了利息支出。這就使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財政預算陷入嚴重的惡性循環(huán)。

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日益嚴重的財政危機，引起了經常性的通貨膨脹。各國政府為了彌補巨額財政赤字，除依靠大量舉債外，還將增發(fā)貨幣作為籌措資金的重要手段。由于濫發(fā)紙幣和實行信用膨脹，使國內貨幣流通量的增長大大超過商品流通中的實際需要量。這就必然造成貨幣貶值,物價上漲,給勞動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據(jù)經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的統(tǒng)計，24個成員國消費物價平均上漲率，60年代為2.9％，70年代增加到8.3％；到1980年，上漲率已達12.8％，超過了70年代的平均水平。

80年代初，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轉嫁危機和加強國際壟斷資本的剝削，使第三世界國家的財政經濟狀況日益惡化，主要表現(xiàn)在嚴重的債務危機上。到1986年,第三世界各國積欠的外債總額已接近10000億美元，1980年以來，由于美國實行高利率政策，使第三世界各國每年用于償付外債利息的支出日益增大。許多國家的經濟困難加重，無力還債，不得不壓縮進口。

國家財政危機是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危機在國家財政金融領域里的反映，它已成為資本主義無法醫(yī)治的痼疾。不管資產階級政府采取什么樣的“反危機”措施，都不可能從根本上使資本主義各國從財政危機的困境中擺脫出來。

中國財政收支存在的危機隱患，已經成為經濟學界共同關注的話題。我們通常在討論金融領域等的問題導致財政收支方面的問題時，通常容易忽視財政危機本身也會對其他領域的運行和改革產生多方面的影響。我們可以將其稱為財政危機的傳染效應。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財政收支的困境愈演愈烈已經是有目共睹了。在過去20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的國家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從 1979年的28.4%下跌到1995年的10.7%，然后稍微上升到1999年14%。這樣的比例遠遠低于發(fā)展中國家的平均值32%。特別是，中央政府可支配的財政資源所占的比例更是巨幅下跌。在1979年中央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為16.2%，但到了1996年只有3.2%，此后微幅上升到1999 年的5%。而1999年的比例之所以上升，很大一部分是發(fā)行國債所得，政府在未來將面對龐大的債務負擔。

以這么有限的財政資源，中央政府卻必須支付極為龐大的各項改革費用。根據(jù)世界銀行1997年的報告，包括醫(yī)療、教育、扶貧、年金、基礎設施、及環(huán)境保護在內的極為重要財政支出項目，中國每年至少短缺GDP的4.6%，相當于中央政府在1997年總預算的135%。布魯金斯研究院的經濟學者拉迪（NicholasLardy）估計，由國有企業(yè)負擔的社會福利開銷日后必須轉移到中央政府的部分高達每年GDP的3.3%，相當于中央政府在1997年的總支出。此外，世界銀行估計從1995年到2004年中國在基礎設施方面至少需要投入6萬億人民幣，相當于1995年整年的GDP。

同時，必須注意到的是，中國的財政支出中還有相當部分是沒有計入正常的顯形財政收支的隱性負債，這主要包括一些應當由財政承擔但是財政由于種種原因沒有承擔的債務，如財政欠發(fā)的工資、糧食經營虧損性掛帳、國有金融機構不良資產以及養(yǎng)老保險金欠帳等等。根據(jù)世界銀行的估計，中國的所有政府債務(包括顯性及隱性債務)積累已經達到GDP的100％。盡管債務的償付不會同時發(fā)生，盡管債務的償付還有其他形式(例如，出售部分國有資產)，但是，由于各類隱性及或有債務的規(guī)模及期限看不清楚，如果各類債務交織在一起，同時對國家財政產生支付壓力，則可能會在短期內迅速提高實際債務負擔率，引發(fā)財政危機。而財政危機的爆發(fā)，則可能迅速傳染到經濟體系的其他領域。

一、從財政危機對于金融市場化改革的傳染談起

著名金融學家麥金農指出，沒有一個高效率的、有力的財政，金融市場的自由化市場化就不可能持續(xù)順利地推進。這一論斷就觸及了財政危機對于金融市場化改革的傳染效應。

如果說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貨幣化進程所產生的鑄幣收益等還能夠支持相對虛弱的財政下的金融市場化的話，那么，在中國的貨幣化進程基本完成之時，虛弱的財政對于金融市場改革的推進的制約就更為顯著了。

因為財政的虛弱，財政無力提供足夠的財力支持才解決國有企業(yè)的虧損問題，于是，逃廢銀行債務的行為、人為壓低利率以確保貸款的主要獲得者獲得市場利率與管制利率之間的隱性補貼的行為、被迫通過債轉股形式等變相為國有企業(yè)輸血的行為等就紛紛出現(xiàn)。這些行為和現(xiàn)象，無疑加大了國有銀行的經營負擔，阻礙了銀行業(yè)的市場化改革。

銀行資產的快速膨脹、以及經營中不可避免地出現(xiàn)地一些不良資產等，都要求銀行需要及時地補充資本金，但是，虛弱的財政不能提供這一及時的支持，在銀行普遍缺乏上市等籌資渠道時，銀行資本金充足率的低下就是必然的問題。

在財政出現(xiàn)收支困難時，在中國以國有銀行為主導的金融結構下，國有銀行自然被迫承擔一些財政性的職能，這就是所謂“吃了財政吃銀行”，即將銀行作為 “第二財政”來使用就是必然的結果。銀行的國有性質，兼之銀行問題事關社會穩(wěn)定的大事，因而不管銀行的不良資產是否由于政府干預而形成，銀行不良資產的沖銷，都將直接間接引起財政的減收增支；而一旦銀行出現(xiàn)支付危機，其最后的支撐者就只能是財政。可見，在我國，金融風險必然最終轉嫁到財政頭上，金融風險的實質就是財政風險。

二、財政危機向養(yǎng)老保險制度的傳染

基于中國特定的就業(yè)結構和國有企業(yè)的主導性地位，國有企業(yè)職工的養(yǎng)老保險事實上成為財政的隱性負債。但是，虛弱的財政不能給予養(yǎng)老保險以有力的支持，即使我們不考慮由此可能導致的社會的不穩(wěn)定而僅僅從養(yǎng)老保險制度的持續(xù)穩(wěn)健運行來看，虛弱的財政也已經成為養(yǎng)老保險制度健康維持下去的硬性制約。

合理的推論是，在缺乏財政的有力的支持下，當前中國的養(yǎng)老保險制度若照目前狀況發(fā)展下去，將面臨嚴重的財務危機。要解決這一嚴重的問題，一定要從財稅等方面入手，通過調整財政支出結構、開辟新稅收來源等措施，逐步消化數(shù)額龐大的隱性債務。根據(jù)國務院體改辦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和美國安泰保險公司，對國內養(yǎng)老保險隱性債務進行的精算結果顯示，若按目前企業(yè)和個人的繳費率、退休年齡、投資回報率計算，在未來三十年，中國將負擔近7.6萬億元人民幣的隱性債務。

為了維持當前的養(yǎng)老保險制度的持續(xù)運轉，許多學者提出了不同的解決辦法，如：采用多種途徑籌資，彌補隱性債務∶首先是調整財政支出結構。二是開辟新的稅收來源?？煽紤]開徵新稅種或附加稅值增加資金來源。三是變現(xiàn)部分國有資產。變現(xiàn)國有資產可以采取股市變現(xiàn)、國有土地有償使用收益、出售公有住房等。四是發(fā)行特種國債進行籌資，用於彌補隱性債務。

在采用其他方式都沒有見到明顯效果的時候，國有股的減持成為補充養(yǎng)老和社會保障基金的一個重要政策動機，財政危機向社會保障和養(yǎng)老保險體系傳染的同時，沒有恰當把握的國有股減持計劃又將這一危機轉移到本來已經十分脆弱的中國股市。

根據(jù)當前的國有股減持方案，以較低成本獲取的國有股為了盡可能圈取更多的資金來補充養(yǎng)老保險和社會保障資金的不足（從政府的財政立場而不是從維持征求市場健康運行的角度看，這一理由無疑是相當充分的），采取了按照與流通股同樣的價格參與市場流通，這一計劃的推出已經導致了中國股市的綿綿陰跌和疲弱無力。在這里，財政危機通過傳染到養(yǎng)老保險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進而擴散到證券市場。

三、虛弱的財政誘發(fā)了不同形式的預算外收費，進而成為經濟持續(xù)混亂和腐敗的溫床

因為許多領域的財政開支，正常的財政支出不能滿足，于是，各種形式的預算外收費紛紛出籠，進而導致財政分配秩序的嚴重紊亂，預算外、制度外財力的過度失控和急劇膨脹上。預算外和制度外財力的存在，盡管可以發(fā)揮某些特定的作用，可以彌補預算內財力的某些不足，但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挖”預算內為代價的。它們所形成的“亂收費”現(xiàn)象，不僅嚴重破壞正常的財政分配秩序，而且極大地危害了經濟發(fā)展和敗壞了社會風氣，因而是我國財政內部的“心腹之患”，是我國財政風險的一個重要病灶。

當然，財政危機的傳染渠道遠遠不僅僅在于以上幾個有限的領域，我們的分析主要還是局限在金融和財政的體系之內。至于財政危機對社會穩(wěn)定、教育發(fā)展等的負面沖擊，則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之內，但是其影響無疑是相當嚴重的。